《科学》报道大亚湾新发现中微子振荡

多数学者认为依法不能仅仅从形式上理解，即具有履行公务的外貌就是依法。

同时应包括自治区内适当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员。[6]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等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讨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208、271-272。

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的根本任务变成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而也正是这项共同的历史使命，继续加强和巩固着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人民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正因为如此，李维汉1951年《有关我国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讲话中才强调，普遍大量地培养同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是圆满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以及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关键。〔{8}696-697〕周恩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批示中也指出，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地区都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在当时，西藏地区实行的是从清前期开始二百余年的政教合一体制，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实行的是家支奴隶制度，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是由头人、土司统治的所谓山官制度。1955年后，根据54宪法的规定，完成了对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改建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根本政治制度，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属性，而由中国各族人民组成的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本质属性。所以，为了使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因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奴隶制、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治理模式，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二是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

就其多样性而言，宪法的概念已经脱离了众口一词的意识形态一统色彩。一百多年来，我国已经颁行了14部宪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登琴讲师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3、在国家财政预算审查方面，人大这一职权形同虚设，人大会议期比较短，但是需要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事项过多。

二是匹配财权与事权，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香港城市大学林峰副教授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但目前还未将民生保障提到人权保障的高度，并且民生的司法救济很少。给付行政领域国家义务具有性质的双重性、来源的广泛性、内容的复合性的特点，其正当性可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和人性尊严获得证成。1、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从公民基本义务上来规定，是在国家优越的理念指导下来界定税收。第三，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负公平原则，在宪法修正案第22条即宪法第13条后增加一款：赋税应依据法律规定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分摊。

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上导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性质，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的关系，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正好掩盖了此项矛盾。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而权利则是二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因为宪法权利必须通过刑法保护才得以有利保障， 因此基本权利保护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河南中医学院乔飞讲师认为，古代以色列的宪政思想比古希腊要早得多。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1982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宪法应做出哪些回应？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认为，虽然宪法已经做出不少积极回应，例如宪法序言和相关条款的修改，也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为了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应制定更为全面的《个人信息安全法》，同时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例加以完善，并进一步完善对非法监听受害人的救济制度，从而对公民隐私权和通讯自由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在亨廷顿所称的20世纪后期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亚洲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亦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五是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多少脱离中国现实。她认为宪法制约刑法的具体途径包括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宪法权利、违宪审查制度。中国传媒大学李丹林教授认为，我国长期具有滥刑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七、基本权利与国家保护义务从立宪主义发展的历史观之，宪法起初以保证国家不得为非为目的，20世纪以来在福利国家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形势和环境日趋复杂，传统自由权利在面对各种形势时的捉襟见肘，使得公民的权利诉求日益显现和扩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副教授指出，地方立法权的来源在理论上不明确，认为地方立法权应当来自地方的自治权，而且将地方立法权定位为行政权也是不妥当的。

而且，人们很少出于关心权利而对义务的根据投去怀疑的眼光。六是宪法学的影响力有待拓展，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媒体，要重视学术网站、博客、微博等新兴交流模式。

五、宪政史与权力权利关系宪政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问题，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强弱势态变动构成了宪政运动史的一条基线。三是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王书成研究员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对于我国宪法税条款的完善，黄建水教授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收法定原则。

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因此，他希望通过反思公民宪法义务条款，来探讨为什么当前公民的权利会受到损害。合理的权力配置是宪政价值实现的基础。另外，从整个宪法结构来看，公民财产权和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中，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没有公民财产权的内容，似乎有点结构不合理，将来如果修改宪法，拟调整其位置将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个是进行了初步的宪政实践。七是宪法学研究可能要面临宪法全面修改的问题，因此，必须对修宪进行系统研究。

二是民族区域自治，他认为这种自治并不是国际意义的地方区域自治，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模式。但是，应该做出的回应本应当更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违宪审查制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滞后。

汕头大学法学院邓剑光教授指出，确认、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促成全体人的人格全面发展，是宪政中国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若干机制，其中之一便是民主机制。武汉大学法学院江国华教授认为，刑事立法愈谦抑，公民基本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概率就会愈低，其实际容量就愈大。

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同时还促使几乎垄断了税收立法权和收入归属权的中央乱收税和具有地利优势的地方乱收费。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杨芳讲师认为，五四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范，其与共同纲领相比，在性质、地位、自治权、民族乡等内容上都有较大改进，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政法律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人性尊严之彰显，将促进生成民众合法性信念，达成普遍利益认同与共识，从而形成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成为最高判断标准与根本规范，是全体法规范价值体系的根源。

但香港大学顾瑜博士通过对1998-2010年的数据及个案分析却证实，宪制上的权力不等于真实的权力。第三个是为我国制定了一部比较好的宪法，经过长期实践，现行宪法是比较好的宪法。

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谭波副教授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